赵匡胤，即后来的宋太祖，是北宋的开国皇帝。在成为皇帝之前，赵匡胤原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得力干将，深得柴荣的重用，官至殿前都点检，担任重要职务。然而，正是凭借柴荣的早逝和后周局势的动荡不安，赵匡胤抓住时机发动了陈桥兵变。通过黄袍加身，他迅速从一名将军跃升为皇帝，建立了宋朝。
然而，成为皇帝后的赵匡胤，虽然掌握了大权，却一直心情不畅，留下了三大遗憾。这三件事，就是国号、年号和都城，三件事让赵匡胤从心底不满意，甚至直到他去世都未能释怀。
首先是国号的选择。赵匡胤对于“宋”这个名字并不喜欢，觉得这个国号既不响亮也没有特别的意义。事实上，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号，往往都是由开国君主的封号转化而来。例如，汉朝得名于刘邦的“汉王”，魏国源自曹操的“魏王”，唐朝则是因为李渊的“唐国公”。然而赵匡胤并没有得到过封爵，因此他不能直接将自己的封号作为国号。而且，赵匡胤从大将军到皇帝的变化仅仅经过了四天，这样匆忙的局势让他没有时间思考一个独特的国号。
展开剩余82%当时的陈桥兵变完全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行动，缺乏充分的准备。等到赵匡胤和他的部队返回汴梁，要让后周的年幼皇帝退位时，才发现并没有准备好禅位的正式诏书。赵匡胤不得不依靠翰林学士陶谷拿出来的一份“伪诏书”，才使得这场政变得以顺利进行。然而，当后周的皇帝退位后，赵匡胤却突然意识到，自己所建立的新国家应该叫什么名字呢？“周”显然不适合继续使用。
在唐朝灭亡后，中国短短五十年内经历了五个朝代，其中的国号都带有“后”字，标示其是前朝的继承者。因此，赵匡胤不想沿用“周”这个名字，而是决定让手下大臣想出一个新的、响亮的国号。这个任务显然并不容易，国号不仅要象征新朝的崭新气象，还要避免与前朝重复，且最好与皇帝有所关联。最终，赵匡胤的部下发现，他曾是归德军节度使，而归德军治所在商丘，而商丘又是春秋时期宋国的领土。因此，“宋”这一名称被提了出来。
尽管“宋”这个名字显得有些牵强，赵匡胤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。然而，他心里并不舒服，总觉得这个名字不够威风，没有汉、唐那样的气势。更何况，他自己曾在滑州和许州担任过职务，那么按这个逻辑，难道应该用“滑”或者“许”作为国号？然而，由于时间紧迫，他只得匆忙宣布使用“宋”作为国号。
等到局势逐渐稳定后，赵匡胤又发现一个令他更加郁闷的事实——在南北朝时期，刘裕曾建立过一个宋朝，自己所用的国号竟然是“二手货”。尽管他感到愤怒，但由于更改国号会对国家稳定造成影响，他最终只能忍气吞声，接受这个事实。
不过，赵匡胤的臣子们似乎察觉到他的不满，于是纷纷为“宋”这个国号找出种种解释，想方设法让它显得高大上。学者们提出，宋国是商朝的后代，而商朝曾存在了六百年，且周朝灭商，赵匡胤灭后周，这一切似乎暗合天命，表明宋朝继承了商朝的传统。此外，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，名字中的“弘”字与“商”有联系，因此“宋”对于赵匡胤来说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国号。赵匡胤听完这些解释后，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。
除了国号，赵匡胤还对年号感到不满。赵匡胤一生共用了三个年号，第一个就是“建隆”，这与国号一样，也是匆忙决定的。年号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，它最早由汉武帝设立，成为纪年的工具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年号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，逐渐成为了朝代正统性的象征。如果一个政权没有独立的年号，反而使用前朝的年号，便会被视为臣服于他国。
赵匡胤使用“建隆”年号已有四年，虽然“建隆”寓意着新朝的建立与繁荣，但赵匡胤始终觉得它不过是一个临时的选择。于是，他决定更改年号，并且要求宰相赵普等人集思广益，提出一个全新的年号，同时绝对避免使用前朝的年号。赵普等人努力研究，最终定下了“乾德”这个年号，赵匡胤欣然接受，并发布全国。然而，事情却变得复杂。
乾德年号的悲剧发生在第二年，赵匡胤亲眼目睹了一个带有“乾德四年制”字样的铜镜。问题在于，当时是乾德三年，怎么会有标明乾德四年的铜镜呢？经过调查，赵普等人都一脸茫然，最后陶谷站出来解释，这枚铜镜的年号其实来自于被宋朝所灭的后蜀政权，而后蜀的前身——前蜀王朝曾使用过“乾德”年号。
赵匡胤顿时怒火中烧，他愤怒地指责赵普，认为自己精心选择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年号，结果却选中了一个已经被别人使用过的“二手”年号。他觉得这让他看起来像是附庸他国，实在是大失颜面。赵匡胤甚至愤怒地用墨汁抹在赵普的脸上，痛心疾首地说道：“宰相须用读书人。”尽管他非常想要改掉年号，但他知道，这样做会给国家带来混乱，于是他只能忍辱继续使用“乾德”年号。最终，赵匡胤在乾德六年找到了理由，更改为“开宝”年号，才勉强将这件事平息。
最后，赵匡胤对于都城的选择同样心生不满。开封，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之一，早在战国时期就曾是魏国的都城。到了五代十国时期，开封成为了后梁、后晋、后汉和后周的都城。虽然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继位时并没有改变都城，但他深知开封的战略位置并不理想。开封四周是平原，缺乏天然屏障，一旦契丹入侵，开封便容易成为目标。
赵匡胤认为，开封的不适之处不仅在于其战略地位，还在于军事上的“冗兵冗费”。因为开封易守难攻，所以必须囤积大量军队，耗费极为巨大，拖慢了国家的经济发展。此外，赵匡胤还担心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在开封掌控的权力逐渐膨胀，形成威胁自己的局面。赵匡胤打算通过迁都来削弱赵光义的势力，并为自己的儿子铺路。
于是，在开宝九年，赵匡胤提议前往洛阳视察，理由是祭拜父亲与祭天。赵光义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，但赵匡胤依然执意前往。赵匡胤想效法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做法，并计划最终将都城迁至长安。然而，赵光义的坚决反驳让赵匡胤感到无奈，最终他只能悻悻然回到不喜欢的开封，而这件事也成为了他心头的又一大遗憾。
赵匡胤一生深陷于国号、年号、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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